唐朝茶膏的由来与演变，世界茶文化的启蒙者陆羽的故事

今天要讲述的是唐朝茶膏的传奇故事，伟大的时代诞生了茶圣，精彩茶历史从此开始。

在中国的茶叶发展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往往被茶学专家们所忽视。

那就是古代的茶人，或者说极少数的“能工巧匠”一直在不间断地做着一种尝试——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并将获得的茶汁进行再加工，还原成更高一级可饮用的超级茶产品。

也许，这种实践由于涉及面极少，不是茶叶发展的主流，没有纳入茶学专家的视野。但它后来却逐渐演变成高端茶叶的一条分支。

这是一条非常了不起的分支，也可说是一条“高贵”的分支。因为沿着这条线走出来的茶品，都被冠于“贡品”的头衔，游荡于皇宫之内，成为历代皇室的“奢侈品”，历经千年而不衰。

普洱茶膏就是沿着这条分支逐渐浮上水面的。到了清朝，它又成了这条分支的主流，或者说唯一的茶品，独自开辟二百年的风光历史。

当然，让我们回到理性的观察中，站在历史的角度，你会发现，普洱茶膏不是某个时期、某一个人的偶然发现，而是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

在普洱茶膏没有形成之前，中国的唐朝与宋朝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茶膏生产经验，虽然那时的很多茶膏品种没有延续下来，或者说因工艺及品质的不成熟的原因而“半路夭折”。但却为后来的普洱茶膏生产者提供了借鉴作用。

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推定：普洱茶膏是受唐宋时期茶膏的启发并在借鉴唐宋茶膏制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一、发现茶膏：中国唐代初现的茶膏雏形

中国的茶叶在汉代以前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因为中国的中医药在最初的发展中，就经常将一些植物泡水给人喝，以期达到治病的效果。这种做法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如我们今天就经常将绞股蓝、枸杞子、人参片、金银花、甘草等泡水饮用，是古代最原始的治病方法的一种延续。

茶叶在汉代以后，出现了一次革命化的转机。它已不是古代郎中（中医师）手中的一味药材，专为病人使用的，而是成为人们日常的饮品。这次变革的意义在于，茶叶一旦离开了医药范畴，或者说离开古代郎中（中医师）开具药方的笔，而是进入普通大众日常消费的视野，其普及性与需求量大大提高，参与茶叶的种植与采摘和制作就不再成为古代郎中（中医师）的专属，而演变成群体的概念。

于是，中国的“茶人”概念出现了。它不是某个人的称谓，而是一个群体的专称。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充满智慧的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自汉代以后，将茶树上采摘下来的一片片嫩叶加工成形态各异、滋味不同的茶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必需品。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这个群体延续到唐代，出现了一个“茶人群体”中最具杰出代表性的人物。

他就是陆羽——是唐代以及唐代以后至今仍被中国人奉为“茶圣”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怪异又令人敬畏的一个人。

我们说他怪异，是他一生中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谜团。

他三岁成为弃婴，这就使遗弃他的家庭成了一迷，我们至今也不知道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族，更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襁褓之中被养育到三岁之大才被遗弃，是生活困苦，无法养活他？还是家庭遇到了无法想象的变故，只能通过遗弃将他变相送人？

被遗弃的陆羽是被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西湖边拾到，将其抱回寺里养育。作为弃儿，陆羽又是幸运的。本来，智积禅师对他寄予厚望，不仅为他削发，收他为徒，期望他以后能继承佛家的衣钵。

但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却对整日的抄经念佛，晨钟暮鼓产生了强烈的抵触，终于在11岁时逃出寺院，跑到一个戏班里学演戏，做了优伶。其实，他的长相很丑，又有严重的口吃，可是他却能扬长避短，专演“假官”（即丑角），竟获得了成功，在当时已小有名气。

陆羽在他少年时拒绝智积禅师为其安排终生为僧的原因，很大程度是他认为进入佛门“生无兄弟，死无后嗣，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场被后人评价为佛儒两道之争的大辩论，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陆羽对未来建立家室、有妻有子，得享天伦之乐的憧憬。但事实是，他一生都未结婚。虽然其间他与姿色秀丽的女道士李秀兰相恋了二十年，但谁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没能终成眷属？

陆羽一生对儒学、佛学、诗赋韵律等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以其丰富的茶学知识和高超的烹茶技艺在社会各界乃至朝廷享有较高的声誉。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朝廷曾两次诏拜陆羽为“太子文学”和“太常寺太祝”，但都被陆羽婉拒。以致后来研究陆羽的专家始终也搞不明白，为什么陆羽要两次婉辞圣命，坚决不到长安做官呢？

凡此种种，陆羽留给后人太多的谜。正是这个留给后人太多谜团的陆羽，却在33岁时，历经十年时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茶经》初稿。此后，又经历了十年时间，特别是因编纂《韵海镜源》（唐代著名的文学著作）时掌握了大量资料，对《茶经》原稿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和增订。

至此，《茶经》遂成定稿。公元780年，48岁的陆羽在友人的帮助下，将呕心沥血数十载的《茶经》正式刻印。第二年，唐朝的德宗皇帝召见陆羽，要他烹茶，皇帝品饮后，大加赞赏，封他为“茶圣”。

《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论述茶叶和茶文化的专著。它主要论述了茶的本源、制茶器具、茶的采制、煮茶方法、历代茶事、茶叶产地等。

其内容详实、丰富，语言流畅简洁，篇幅极短，总共七千余字。自此，茶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历久不衰。

《茶经》全书分上中下三卷，约7000字。从各方面总结论述了唐以前及唐代中期的茶学。

“一之源”阐述了茶叶的产地、茶树生长特征和茶叶的功能。

“二之具”介绍采茶制茶的15种工具。

“三之造”叙述了采茶的时间和制茶工艺等。

“四之器”介绍了当时煮茶饮茶的26种器具和使用方法。

“五之煮”介绍了煮茶的方法。

“六之饮”说饮茶始于神农，闻于周公，盛于唐朝，并介绍了饮茶方法。

“七之事”介绍了一些与茶有关的人和事及文献。

“八之出”介绍了唐代产茶的八大地区。

“九之略”是说制茶煮茶的器具什么时候可以省略，什么时候不可以省略。

“十之图”是将以上九方面的内容以白绢绘成图，看起来一目了然。

《茶经》的内容丰实，是一部茶叶百科全书，它涉及生物学、栽培学、制茶

学、分类学、生态学、药理学等等。《茶经》还记载了唐朝以前的神话、寓言、史籍、诗赋、传记、地理等书籍，是中国古文化的宝库。

《茶经》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茶学经典著作。它早于日本的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日本的荣西禅师于1191年出版）411年，早于《茶叶全书》（美国威廉.乌克斯编写，1935年出版）1155年。这三部茶书称作世界三大茶叶专著，是茶书中的经典。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提到陆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陆羽所处的时代——唐代。

唐代，是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少有的几个鼎盛与繁荣时期之一。我们说一个时期的鼎盛与繁荣不是单指某一项或某几项的强盛，而是百业的兴盛。在这百业中，就包括茶叶的兴盛。现在的茶叶史学家们在追溯中国茶叶历史的发展中，普遍有一个共识：茶叶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即史称——茶叶兴于唐，盛于宋。

“茶，兴于唐”不是史学家们的猜想，它是由几个标志性事件构成：

一是唐代开始正式开征茶税（也称“茶政收税”），说明茶叶生产与交易已进入相当的规模；

二是边疆的茶马贸易，使茶叶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之一；

三是茶叶作为贡品出现，反映它的社会地位与皇家的重视程度；

四是茶学专著《茶经》的出现。它的意义在于：《茶经》不仅是一部专门论述茶事方面的专著，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昭示另一种真理：任何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往往都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与重要著作相联系的。《茶经》——当然也包括陆羽本人，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和标志，又是这个时代的高度与深度。

有一点，或许是茶叶史学家所忽略的，那就是陆羽也是中国第一个茶膏发现者，或者称为启蒙人。这或许是一个新的提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陆羽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个将茶叶中出现的“膏”（茶叶加工后出现的膏化物质）记录在《茶经》里的人。

让我们先仔细品味这个“膏”字。

最早，在中国的《说文解字》中，对“膏”字是这样解释的：“按，膏者，脂也。凝者曰脂，释者曰膏。”古代医学称心尖脂肪为“膏”[fatintheheart]，后又专指物之精华[essence]。如：膏髓（比喻事物的精华）。

再后来，古代的中医师们通过熬制的方法将动物或植物提炼出他们认为精华的东西，引申为药膏。

药膏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医药中的一大发明，它不仅成功地将动物与植物原始的固态形状与内含的物质分离，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定的浓缩性，不管是内服或是外用更方便，药性更高。

陆羽恰恰是从唐代的制茶工艺中，发现了茶叶经加工之后自然出现的部分“膏化现象”。同时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膏化现象”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药膏有相似之处。于是，第一次将这种物质冠以“膏”的名称记录在《茶经》里。

陆羽发现的这个“膏”与当时唐代制茶工艺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唐代制茶与我们今天的制茶方法有很大的差别。那时的制茶工艺几乎是以蒸青饼茶为主。陆羽的《茶经》主要描述的也是唐代饼茶的制作方式。我们说“茶，兴于唐”，也是以蒸青饼茶制作工艺的成熟为代表的。

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饼茶制作工艺高度概括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采之”就是采茶；

“蒸之”是将采回的鲜叶用釜蒸熟；

“捣之”是将蒸熟的茶叶未凉前放入杵臼中捣烂，成为茶泥；

“拍之”是将茶泥倒入模具中加以拍击，使其紧密坚实，不留缝隙；

“焙之”是将入模的饼茶解出，用烘焙的方法将饼茶烘干，防止发霉；

“穿之”是将烘干的茶串成一提，便于运输和计数；

“封之”则是将茶叶成品用特有的贮藏工具进行贮藏。

当然，陆羽虽然只用寥寥的十四个字就将唐代的饼茶制作工艺给予高度概括，但内中包含更深层次的工艺环节及要求却不是我们今人简单的几句话就能诠释的。

我们只知道陆羽倡导的制茶方法，对后来的两种茶产生很大影响。

一是云南的普洱茶。无论是传统的饼茶制作工艺还是今天的渥堆发酵的熟茶，我们都可寻到陆羽制茶的思路与踪影。

二是日本的蒸青酶茶。它是唐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制茶方法，也是日本至今仍然保留着最贴近唐代的制茶方法之一。

让我们再回到陆羽制茶的这十四个字。

这里有与茶膏相关联的几个工序。其中——“蒸之、捣之、拍之”三个工序是与“膏”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使溢出的茶汁出现膏化现象。

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他认为在饼茶的加工过程中应“畏流其膏”，意思是如果把“膏”挤压出去，会使制成的茶饼表面像箩筛，形状枯干。

他认为最好的饼茶应是“含膏者皱”，即是将茶叶中的茶汁与茶叶挤压出来，又不遗失，仍然附着茶叶表面，经过空气氧化后，使茶汁形成的膏状物质存留在茶叶之间。这就使饼茶的表面由于“膏”的生成，形成皱纹状。因此，在唐代，陆羽认为的好茶表面上一定是“含膏者皱”，这是唐代鉴别好茶的一条标准。

陆羽在《茶经》中最推崇好茶是“胡靴”。其外观如胡人的皮靴，有细腻的皱纹状，就是“含膏者皱”的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不能否认的是，陆羽的发现对后人起到了极大的启示，在他去世的一百多年之后，“茶膏”一词竟悄然出现了。

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

第一，“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

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他茶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稀少与珍贵。

第四，茶膏一亮相，就作为贡品出现——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当时的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的贡茶始于唐代。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贡两种。

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

而官贡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第一次亮相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之后的唐代出现了“茶膏”，仍然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品目，其中“岳洲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本文出自《普洱茶膏，一种被遗忘的养生文化》，作者陈杰，现代茶膏创始人，蒙顿茶膏第二实验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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