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膏演变史 深藏于皇宫之内1000年，最终挣脱枷锁来到世间

在中国的茶叶发展史上，茶膏演变史由于过于隐秘，作为奇特的现象往往被茶学专家们所忽视

古代的茶人，或者说极少数的“能工巧匠”一直在不间断地做着一种尝试——将茶叶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并将获得的茶汁进行风干，还原成更高一级可饮用的茶，从而创造了中国茶叶第二种表达方式，即历史上俗称的“茶膏”，现代茶叶归类为固态速溶茶或固体饮料。

如果说将干茶的芽与叶作为冲泡对象，冲泡结束后仍保留茶叶的原叶形态（俗称茶渣或叶底）为茶叶第一种表达方式的话，第二种表达方式则是将茶叶水溶性物质提出，加工成类似中药的干膏，冲泡结束后没有茶渣，被全部水溶。

茶膏是中国乃至世界茶叶发展史上第一个深加工的产品。

茶膏的制作始于唐代，发展在宋代，成熟在清代，茶膏演变史从雏形到成熟历经上千年。由于它涉及的工艺复杂，出品量极低，成本奇高，始终隐藏于茶叶主流之外，很少为普通大众所了解，但它作为高端茶又经常出现，或者说它本来就是高端茶的一条分支。

这是一条非常了不起的分支，也可说是一条“高贵”的分支。因为沿着这条线走出来的茶品，都被冠于“贡品”的头衔， 深藏于皇宫之内，成为历代皇室的“奢侈品”，历经千年而不衰。

普洱茶膏就是沿着这条分支逐渐浮上水面的。到了清朝，它又成了这条分支的主流，独自开辟二百年的风光历史。

茶膏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茶叶在汉代以前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因为中国的中医药在最初的发展中，就经常将一些植物泡水给人喝，以达到治病的效果。这种做法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如我们今天就经常将绞股蓝、枸杞子、人参片、金银花、甘草等泡水饮用，是古代最原始的治病方法的一种延续。

茶叶在汉代以后，出现了一次革命化的转机。它已不是古代郎中（中医师）手中的一味药材，专为病人使用的，而是成为人们日常的饮品。这次变革的意义在于，茶叶一旦离开了医药范畴，或者说离开古代郎中（中医师）开具药方的笔，开始进入普通大众日常消费的视野，其普及性与需求量大大提高，参与茶叶的种植与采摘和制作就不再成为古代郎中（中医师）的专属，而演变成群体的意识。

于是，中国的“茶人”概念出现了。它不是某个人的称谓，而是一个群体的专称。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充满智慧的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自汉代以后，将茶树上采摘下来的一片片嫩叶加工成形态各异、滋味不同的茶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必需品。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这个群体延续到唐代，出现了一个“茶人群体”中最具杰出代表性的人物。他就是陆羽——唐代以及唐代以后至今仍被中国人奉为“茶圣”的一个人。

1、发现茶膏：中国唐代出现的茶膏雏形

有关陆羽，史料很多，无需在这里赘言。但有一点，或许是茶叶史学家所忽略的，那就是陆羽也是中国第一个茶膏发现者，或者称为启蒙人。这不是一个新的提法，而是事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陆羽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个将茶叶中出现的“膏”（茶叶加工后出现的膏化物质）记录在《茶经》里的人。

让我们先仔细品味这个“膏”字。

最早，在中国的《说文解字》中，对“膏”字是这样解释的：“按,膏者,脂也。凝者曰脂,释者曰膏。”

古代医学称心尖脂肪为“膏”（fat in the heart），后又专指物之精华（essence）。如：膏髓(比喻事物的精华)。

再后来，古代的中医师们通过熬制的方法将动物或植物提炼出他们认为有精华的东西，引申为药膏。

药膏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医药中的一大发明，它不仅成功地将动物与植物原始的固态形状与内含的物质分离，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定的浓缩性，不管是内服或是外用都更方便，药性更高。

陆羽恰恰是从唐代的制茶工艺中，发现了茶叶经加工之后自然出现的部分“膏化现象”。同时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膏化现象”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药膏有相似之处。于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种物质冠以“膏”的名称记录在《茶经》里。

陆羽发现的这个“膏”与当时唐代制茶工艺有直接的联系。

因为唐代制茶与我们今天的制茶方法有很大的差别。那时的制茶工艺几乎是以蒸青饼茶为主的。陆羽的《茶经》主要描述的也是唐代饼茶的制作方式。我们说“茶，兴于唐”，也是以蒸青饼茶制作工艺的成熟为代表的。

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饼茶制作工艺高度概括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我们只知道陆羽倡导的制茶方法，对后来的两种茶产生很大影响。

一是云南的普洱茶。无论是传统的饼茶制作工艺还是今天的渥堆发酵的熟茶，我们都可寻到陆羽制茶的思路与踪影。

二是日本的蒸青酶茶。它是唐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制茶方法，也是日本至今仍然保留着最贴近唐代的制茶方法之一。

让我们再回到陆羽制茶的这十四个字。

这里有与茶膏相关联的几个工序。这其中——“蒸之、捣之、拍之”三个工序是与“膏”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使溢出的茶汁出现膏化现象。

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他认为在饼茶的加工过程中应“畏流其膏”，意思是如果把“膏”挤压出去，会使制成的茶饼表面像箩筛，形状枯干。他认为最好的饼茶应是“含膏者皱”，即是将茶叶中的茶汁与茶叶挤压出来，又不遗失，仍然附着茶叶表面，经过空气氧化后，使茶汁形成的膏状物质存留在茶叶之间。这就使饼茶的表面由于“膏”的生成，形成皱纹状。因此，在唐代，陆羽认为的好茶表面上一定是“含膏者皱”，这是唐代鉴别好茶的一条标准。

陆羽在《茶经》中最推崇的好茶是“胡靴”。其外观如胡人的皮靴，有细腻的皱纹状，就是“含膏者皱”的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不能否认的是，陆羽的发现对后人起到了极大的启示，在他去世的一百多年之后，“茶膏”一词竟悄然出现了。

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洲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

第一，“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

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茶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稀少与珍贵。

第四，茶膏一亮相，就作为贡品出现——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当时的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2、宋代：茶膏的形成

宋代的品茶与赏茶，因为有皇帝与上层人士的直接参与，打破了唐代由茶人与僧人为主导的局限。从唐代开始出现的煮茶与分茶法到了宋代更为普及。

而茶坊、茶肆的出现，使茶开始走向世俗生活。一方面，上至朝廷，下至市井老百姓对盛行的“茶会”“茶宴”与“斗茶”“分茶”饮茶风俗的情有独钟，表明了茶在当时已不仅仅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而上升到一门高雅的艺术，是相聚赏玩娱乐的主要交际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型、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茶人群体”进一步扩大，茶叶专著与文章（包括诗词歌赋）相比于唐代显著增多。较著名的如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蔡襄的《茶录》，陶谷的《茗荈录》，唐庚的《斗茶记》，叶清臣的《述煮茶泉品》，苏轼的《叶嘉传》，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等等。

当然，这中间——宋代茶人群体中，也出现了一位几乎与唐代陆羽齐名的“超级茶人”，你很难想到，他竟然是宋代的第八位皇帝——宋徵宗赵佶。宋徽宗是继唐代陆羽之后又一个最著名的茶叶专家。也可以说是“大家”。他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三百多个皇帝中唯一一个写茶书的人。

显然，宋徽宗精研过陆羽的《茶经》，他不仅深刻地理解了陆羽在《茶经》中对“膏”字的使用，而且也以专家的眼光将“膏”字尚未深化的内容挖掘出来，在《大观茶论》中，他提出一个鉴别茶的方法：

“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

意思是说：茶饼的外表如人的面目，茶饼表面含的膏状物质，如果较稀的话，会出现很多皱纹，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较厚，即膏稠者，其表面的纹理不明显，质地坚实。

那么，这里有一个疑问：宋徽宗提出的这个膏稀与膏稠是怎么来的呢？唐代陆羽的“含膏者皱”是“蒸之、捣之、拍之”之后使茶汁溢出，经空气氧化，使茶汁出现了“膏化现象”。而宋徽宗的膏稀和膏稠的提法难道与唐代工艺如出一辙？是唐代“含膏者皱”这一思路的延续？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宋代的茶人已经成功地将茶叶与茶汁分离，又将茶汁还原为另一种稠状物质，即茶膏。那么，宋代是采用什么手段实现这一分离的呢？我们从宋代的另一本茶叶专著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名字叫《北苑别录》。

书的作者是赵汝砺，为南宋时期福建转运使主管帐司，北苑贡茶苑为宋代皇宫直属的茶园，专门为宋代皇室采茶、制茶的贡茶单位，它始建于公元976年。在宋徽宗当政的25年中，北苑贡茶苑最为红火。在这本书里，赵汝砺第一次揭示了宋代制作茶膏的方法。

“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

这段话的意思是：蒸熟的茶叶称“茶黄”，茶黄得淋水数次令其冷却，先置小榨床上榨去水分，再放大榨床上榨去油膏，榨膏前用布包裹起来，再用竹皮捆绑，然后放到大榨床下挤压，半夜时取出搓揉，再放回榨床，这是翻榨。

需要说明的是，《北苑别录》的作者赵汝砺在写到这里之后，又掇上几句话：“盖建茶味远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畏流其膏，建茶唯恐其膏之不尽，膏不尽则色味重浊矣。”意思是说：北苑的贡茶（也称建茶）味道厚重，不是其它茶能比的，江茶害怕茶汁流失，而建茶却担心茶汁流不干净，因为茶汁流不干净使茶色浑浊，异味太重。

乍一看这几句话，不知是生产茶膏的工艺，倒认为宋代的饼茶一味地将茶汁挤出才能算做好茶，但是，如果真按字面意思去理解的话，那榨去茶汁的茶叶一定会如木屑一般。因为失去了茶汁的茶叶也就失去了茶的本味，不可能有品饮的价值。但作者为什么又这么说呢？

其实，后几句话是作者的障眼法，毕竟北苑贡茶苑是皇家茶园，有相当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可能允许任何一个知情的官员随意将这里的秘密对外泄露，更别说以书籍的名义。

实际上，作者是在有意无意中，很巧妙地将茶膏的制作工艺记录下来。

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第一位茶著者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着茶膏作为独立产品的存在。

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

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

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他说：饼茶多数用茶膏涂在饼茶的表面，因此有青色、黄色、紫色、黑色的区别，实际上，宋徽宗在《大观茶论》提到的“膏稀者”与“膏稠者”都与茶膏涂在饼茶表面多少与厚薄有关。

其实，宋代是中国名茶不断涌现的时代，我们从《宣和北苑贡茶录》（宋代熊蕃所著）中，可以体察到为皇家所造团饼茶那出神入化的皇室茶谱，其中尤以龙团凤饼为精造至极。

熊蕃在他的书中，录有三十八种团饼茶模型，有方、圆、椭圆、花式等，造型多姿多彩，饰面用龙凤图腾，祥云氤氲，寄托一种神韵，其茶名“乙夜清供”“承平雅玩”“龙凤英华”“龙园胜雪”“玉除清赏”等更是引人入胜，这其中，有一条是后人极少发现的，就是茶膏也为其增色不少，如果没有“珍膏油其面”，会使其逊色不少。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风饼，全部改为“散形茶”，使延续上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普洱茶膏正式定名是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虽然没有宋代茶品精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唐宋龙团凤饼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又一个顶峰，与唐宋时期不同的是，唐宋只专注于饼茶的制茶技艺，而清朝则是“百花齐放”——各类茶及不同的制茶技艺群芳斗艳，色彩斑斓，我们现今熟知的“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等，都是在清代得以正式定名。

普洱茶与普洱茶膏也是在清代确定了自己的名称，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地方设立普洱府，管辖六大茶山等地。就在清朝设立普洱府的当年，雍正皇帝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

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这个茶膏其实就是普洱茶膏的前身，云南土法制作的普洱茶膏。

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与唐宋茶膏的制作工艺有很大区别，云南土司的大锅熬制茶膏，是借鉴古代中医熬制“药膏”的工艺，直接搬过来使用的一种制膏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相比宋代茶膏的制作，更简单易学，人人都可操作，而且，对制膏设备的要求也没有宋代制膏需要“大小榨床”的要求，只要有锅，无论是在家里或是茶坊都可制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

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的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

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这种情况在乾隆执政后，迅速得以改变，有一个小故事，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令当今的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在雍正皇帝“驾崩”的第三天，就在雍正还没有入殓，有诸多重大问题亟待处理的情况下，乾隆就下令将宫里专门为雍正“炼丹”的道士驱逐出宫。

为什么？其实，在乾隆心里，他认为“皇阿玛”（即父亲）的死，很可能与道士提供的“丹药”有关。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尤其是晚年，对道士们搞的“炼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认为这种“丹药”可驱病强身，延年益寿。他不仅派人到处寻访这些“炼丹”高手，还将他们引到宫里，并专门为他们设置了“炼丹间”。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观念，由于“炼丹术”主要用五金、八石、三黄为原料，炼成的多为砷、汞和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中国历代皇帝几乎都热衷于炼丹，而这些皇帝们也大都死于“长生不老丹”，仅在唐代，服丹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和晚唐的武宗、宣宗等六个，中毒的皇帝还不算。

清朝的雍正皇帝也是“炼丹术”的牺牲品。

但乾隆不同。青年时的乾隆广闻博学，已开始通过国外来的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尤其是了解到一些化学知识。他隐约感到，这种“炼丹术”制成的“丹药”内含大量的铅、砷一类的重金属，可能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

这一事件也影响到了云南的贡茶——“普洱茶膏”，这又是为什么呢？

翻阅清朝的各种史料，我们发现，自乾隆当政以来，云南的普洱茶上贡朝廷的数量相比雍正时期不是在减少，而是逐年扩大。

但有一点，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少了“普洱茶膏”，我们从很多反映云南上贡的茶品目录中，再也没有看到“普洱茶膏”的影子，是普洱茶膏就此停产？还是清朝皇宫将其逐出，不再列为皇室的饮品？

答案出乎我们的意料，普洱茶膏不仅在乾隆时期，乃至以后，始终成为皇帝的主要茶饮品，而且，还将其作为国礼馈赠给海外使节（后面章节详述）。

那么，这些普洱茶膏又是怎么来的？答案也同样出乎我们意料：

是清朝皇宫自己制作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有两点：

第一，当时的云南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经常出现“反清复明”，加之地处边陲，离京城路途遥远，统治者极为害怕投毒；

第二，云南土法制作的茶膏基本上以熬制为主，这种反复的熬炼与“炼丹术”有点相似，其铅、砷的含量自然很大，加之这种高温会破坏茶叶多种营养物质，失去原有的价值。

于是，乾隆时期，乃至以后的茶膏制作被迁入到清朝皇宫内的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并且在制作工艺上做了非常大的改进。

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工艺，使用的原料仍然是云南上贡的普洱茶。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茶膏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的，没有任何高温的过程，这与我们现代采用的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颇为相似，使生产出的“普洱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一跃成为宫廷制品（有称为“宫廷御品”），使普洱茶膏的制作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普洱茶膏”由此正式确立。

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正式纳入其中，这是我们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

自乾隆年间普洱茶膏正式定名及工艺确立之始，就以特殊的身份位列茶中珍品，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必然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至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

但在1792年（乾隆57年），却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普洱茶膏就此流入海外，以后，它又成为馈赠外国使节及要人的礼品之一。

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建国后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个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但在2004年，普洱茶膏又悄然出现。其导火索为大陆媒体盛传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将鲁迅先生保存的普洱茶膏（3g）拿出来拍卖，在当年轰动一时，坊间关于普洱茶膏的说法层出不穷，其关注点最后都聚焦在北京博物院。

因为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普洱茶膏据说就来自清朝皇宫，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清朝光绪年间留存下来的极少量的普洱茶贡品——团茶（万寿龙团）、饼茶与茶膏。

2005年，云南省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在盛大的庆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赠品，其中就有一匣普洱茶膏，也就在同一年，中国大陆悄然出现了一款冠名为“蒙顿”的普洱茶膏，它所生产的普洱茶膏是沿袭清朝宫廷的“压榨制膏法”的思路，用现代生物手段实现的，是传统普洱茶膏的升级产品，结束了普洱茶膏有产品名称而没有生产企业的历史。

在2006年1月6日，蒙顿又将其萃取最高品级的普洱茶膏：普洱茶母（700克）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珍藏。当天在云南省博物馆会议厅举办的捐赠仪式上，巨大的横幅上标有“来自云南，回馈云南”八个大字。

自此，普洱茶膏的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传统普洱茶膏向现代普洱茶膏的转变。